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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刑诉法第79条的思考

发布人:admin  |  来自:邵舒爽  |  发布时间:2014-03-21 13:09:34  |  点击次数:11478
内容摘要: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事关对当事人人身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合理适用逮捕措施可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滥用逮捕措施则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审查批捕作为侦监部门的重要职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操作上的问题。这次新刑诉法第79条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作出细化无疑是针对实际操作出现的问题设置更为科学、正当的逮捕制度,这不仅切实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减少司法恣意,也使得侦监部门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新刑诉法第79条   逮捕必要性   审查批捕    影响   完善
 
审查批捕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逮捕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合理适用逮捕措施可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滥用逮捕措施则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章节的修改,无疑对履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责的侦监部门带来明显的影响。而审查批捕作为侦监部门的重要职责,新刑诉法第79条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作出细化无疑是更为科学、正当地设置逮捕制度,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从而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可操作性,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有利于减少司法恣意。作为一名基层侦查监督工作人员,笔者结合实际工作谈谈自己对新刑诉法第79条的一些理解和思考。
一、新刑诉法第79条的内容
新刑诉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并在吸收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将以往一些实际操作、工作改革中科学有效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其第79条对逮捕条件作了细化,直接列举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应当予以逮捕的五种情形:(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应当注意的是,必要性条件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其次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这种社会危险性。二者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即在满足第一个条件后,还需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因此在新规定下,办案人员判断逮捕必要性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危险性,而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包括犯罪嫌疑人具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和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第79条第二款进一步完善了逮捕条件,列举了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曾经故意犯罪记录;(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不明。第79条第三款(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还理顺了原刑诉法出现的不协调的条文关系:第一,将原刑诉法第56、57条的相关内容一并作出规定,理顺了修正前这两条与第60条之间的关系。原刑诉法这三条虽然从立法本意上看是一致的,但在理解上容易让人产生分歧,即关于违背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逮捕是对第60条的补充还是独立的逮捕条件,有立法混乱之嫌。第二,删除了原刑诉法第60条第二款的规定,将其内容分别规定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条文之中,理顺了其与原刑诉法第51条的关系。原刑诉法第60条第二款是对逮捕条件的排除性规定,即该规定应该是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条件,直接规定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肯定性条件在立法层次上更为科学。新刑诉法对于逮捕必要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司法裁量权的恣意扩张,但是第79条对该项内容毕竟是例举式的,不可能穷尽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比如其中规定的“可能逃跑”、“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情形使得这一范围仍然过大,这会无形中降低逮捕的适用条件,因此需要司法解释从概念内涵角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方便实施后的具体操作。
二、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原刑诉法对“逮捕必要性”在立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由于必要性情形缺乏实际操作性,检察人员也忽视对于必要性情形和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最终导致了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实践中被严重虚置,逮捕率居高不下的状态;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也被异化为替代侦查、进行刑罚处罚的手段,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一)实践中缺乏对 “逮捕必要性”证据的重视。原刑诉法对逮捕证据条件规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证据证明有逮捕的必要。在这三个要件中,证据要件、刑罚要件是前提,必要性要件是关键,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每个条件都应当有证据证明。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在提请审查批捕环节中需要提交相应的卷宗材料,但无明确规定需要提供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即证明犯罪嫌疑人确有逮捕必要,因而也出现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方面重视犯罪事实证据的搜集,忽视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搜集,把构罪即捕作为案件提请批捕的标准,侦查机关在移送案件中为顺利批捕,将有利于批捕的条件证据装入卷宗,而将部分证据材料不入卷,影响了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全面了解,从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甚至有些侦查人员法律知识不够,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对逮捕的地位认识不准,他们认为只要移交主要的证据材料就可以了,其他证据可以不移交等情况。这也就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实际掌握必要性条件的相关证据,加之审查批捕期限较短,检察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一步获得证据,只能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不全面的证据材料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当然也不排除存在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不重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审查把关,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即使在没有相关的逮捕必要性证据材料,也简单地根据构罪即捕作出批捕决定。
(二)审查批捕案件质量不高。我国的逮捕率比较高,大部分干警在办案中存在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以捕代罚的观念,出现在不必要采取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而不适当的做出逮捕决定的情况比比皆是。在实际工作中,侦监部门办案人员出现在审查批捕过程中为强调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忽视人权的尊重;碰到严重刑事犯罪或恶性犯罪,为了继续保证案件的顺利侦查,为了对受害人有交待,以捕代侦先行逮捕;把捕人当作刑罚等工作误区,甚至出现在一些严打形势下,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证据的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律作出批捕决定,从而造成我国逮捕率一直居高不下,不捕率低的情况,也导致案件质量不高,没有把好质量关口,影响之后审查起诉工作的进行。加之目前我国立法在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概念上都比较抽象,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只是例举了几种情形,其适用范围相当有限,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只能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案件的理解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对必要性情形以及证明责任承担规定出现理解含混的情况,在案件办理中出现因认识不同而对案情类似案件作出不同处理的情形。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如果检察机关把关不严,作出了批捕决定,则案件在后续处理上因逮捕必要性、证据隐患等造成的被动后果就主要由检察机关承担。
(三)浪费司法资源,增加检察机关的无效工作量。根据诉讼效率原则,应当尽量以最小的司法资源投入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不严,势必会增加逮捕的人数,这将会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当前我国羁押场所还存在警员数量、机构规模、场地经费方面的诸多不足,甚至有些地方没有专门羁押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因此简单地做出逮捕的决定会增加羁押场所的压力,从而增加司法成本。特别是在严打形势下,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比例快速增长,使得羁押场所面临较大的挑战,监所科的工作也随之增加。
  在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侦查机关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后撤回提请批准逮捕的情况,当然撤回的原因包括不具备刑罚条件、逮捕必要性变化、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案件证据不足等多种原因,但因逮捕必要性变化的比例正在不断提升,所以如果存在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不严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侦查机关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将案件提请批捕,看检察机关针对某些存在问题的案件如何做出决定。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侦监部门的干警都已对案卷材料进行了了解,听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形成并制作了《审查批捕案件意见书》,甚至一些案件已经通过集体研究并形成了不批准逮捕的讨论意见。如果此时由公安机关将案件撤回,使得检察机关先前的工作成了无用功,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宝贵的司法资源,也严重削弱了不批准逮捕制度质量控制把关的作用。
再者也有部分办案人员把逮捕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惩罚犯罪的方式,错误地对逮捕赋予了便于继续侦查、防止再犯、惩罚犯罪的功能,认为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展开,不利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出现了对逮捕性质认识异化,人权意识淡薄等情况。
三、新刑诉法第79条的影响及应对
新刑诉法第79条进一步明确了逮捕条件,将过去有关规范性文件关于逮捕必要性的规定,上升为法律规定,有利于侦查机关(部门)和检察机关统一认识,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同时对逮捕条件的细化,也对检察机关提出新的要求:加强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因而在新规定下,检察机关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要求侦查机关(部门)在提请逮捕时,不仅要提供犯罪事实证据,而且要提供逮捕必要性的证据。
(一)全面提升干警的素质
新刑诉法细化了逮捕条件的规定,这就要求广大侦监工作人员要学习、理解新刑诉法,全面领会第79条的内涵,提升自我的能力,并从思想上、业务水平、书写能力等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便应对新刑诉法的实施。
首先要切实转变理念,从思想深处彻底摒弃“构罪即捕”、“以捕促侦”、“方便诉讼”等观念,在符合法定条件情况下,能不批准逮捕的不再批捕;其次,我们要树立逮捕权是监督权的理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批捕权除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权。再者,我们要树立适用逮捕措施上的“慎捕”理念,逮捕并非刑事追诉的必经程序、必过关口,而是为防止出现逃跑、串供或者毁灭罪证等妨害刑事诉讼情况发生及发生其他社会危险性而设置的一种例外性的强制措施。为此,必须重新认识逮捕的作用,确实按照新规定来做好审查批捕工作。
其二,这次刑诉法关于逮捕章节的修改,使得实践中侦监干警的操作性大大增强,既提高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以前因认识不同而对案情类似案件作出不同处理情形的出现。根据新刑诉法关于逮捕必要性的细化规定,我们在实务工作要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强侦查监督说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要求,在审查报告中对有无逮捕必要进行详细论述,就不捕案件向侦查机关出具书面说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新刑诉法细化了逮捕必要性的要件, 我们侦监队伍更要结合实际案件,把证明事实、把握标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结合起来,切实研究在司法实务中如何找到好的契合点,做好审查批捕工作。
除了针对上述具体规定,侦监部门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以外,还需要组织业务科室的干警开展针对刑诉法修改内容的研讨活动,通过沟通交流、参加法学专家讲座等形式进一步深化干警对刑诉法修改内容的认识,激发干警对基层检察工作改革的思考,提高干警的全面素质,从而改变工作模式、调配人员力量,探索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案模式。
(二)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所谓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证据的同时,应积极收集是否有逮捕必要的证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除提供证明涉嫌犯罪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逮捕必要性双向证明材料。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案件,应当对侦查机关提供的逮捕必要性说明和相关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且可以建议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措施。这就意味着要加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机制,强化证据意识,围绕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待证事实规制证据标准,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并严格审查把关,保证逮捕措施的准确适用,从而使得我们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达到真正地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做到准确把握逮捕条件,提高逮捕办案质量。
同时,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近几年较为突出的撤回提请批准逮捕的情况,从而缓和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因是否逮捕造成的紧张关系,也避免对不批准逮捕制度造成直接冲击,更好地保证审查批捕工作的正常开展,体现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三)完善立法,制定逮捕必要性审查相关配套制度。考察逮捕必要性制度,要从实然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想真正做到慎用逮捕,就必须寻求到能够替代逮捕措施又不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的方式。从我国当前的刑事强制措施种类上来看,要想控制逮捕数量的同时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需要进一步完善非羁押强制措施,细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同时,联系新刑诉法第86条、第92条中的规定,制定对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建立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制度等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这就要求侦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审查批捕工作中不仅要做到全面阅卷、了解案情,还要在审查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对证据进行核实,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等,从而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同时还要加强对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的职责,进一步开展和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然,这些配套制度就目前来看,还处于比较原则性的规定,所以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应把这几点作为基层检察机关必须立即着手研究的课题,包括健全审查批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具体程序,可通过尝试拟定有关审查批捕阶段辩护律师法律建议书的格式文书,规定在审查批捕环节若辩护律师提出意见,案件承办人应在审查报告中的“需要说明的问题”中予以体现并写明采纳情况及理由,保证与律师沟通工作的完整性;还有在针对评估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这一新工作,笔者认为这项新工作的开展还需研究探索,仍需要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规范,但在目前可以考虑建立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来针对逮捕后直至审判前的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进行一些切实可行的摸索,如办案人员对照案情每过一个时段即审查批捕时存在的“必要性”条件是否消失,如果作出逮捕决定时的“必要性”要件已经消失,即应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第79条关于逮捕必要性的修改,是重视司法实践的操作的一个重要举措,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着重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脚点,同时也是总则“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落实。修改后的刑诉法要求从严把握逮捕措施的适用,体现的是在未经法院判决前尽量少捕、不捕的方针;这也就要求广大侦监工作人员在司法工作中要切实转变理念,在符合法定条件情况下,能不批准逮捕的不再批捕,把好逮捕的质量关。尽管新刑诉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予以完善,但我们相信新刑诉法的实施对于有效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势必使我国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作者单位: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黄海龙《刑诉法修改给侦查监督工作带来的机遇挑战》
[2]王永法、曹大波《撤回提请批准逮捕情况的实证分析》
[3]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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