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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和解在审查批捕阶段的适用

发布人:admin  |  来自:邵舒爽  |  发布时间:2014-03-21 15:17:01  |  点击次数:7541
【内容摘要】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刑事和解缺乏法律的规定,矛盾较为突出,且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实行刑事和解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的必要性。因而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不仅要严格限定案件范围,还要从制度配套、实施等各方面进行完善,将合法与合理因素结合起来,在普遍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个案的相对公正。
 
【关键词】审查批捕   刑事和解   适用   完善   宽严相济
 
一、对刑事和解的认识
刑事和解是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其弥补了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满足了司法正义与效率的要求。通说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化解矛盾,达到良好社会效果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其具有惩罚性、自主性、补偿性、互利性、修复性等特征。而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和解,是指检察机关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调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促使犯罪嫌疑人以具结悔过、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检察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协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以无逮捕必要为理由不予批准逮捕嫌疑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借鉴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一种轻微刑事案件的解决机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有着传统的法律文化渊源,切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而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在体现其节约司法资源作用的同时,也有助于消除误解和潜在的犯罪诱因,最大程度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处理机制,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只要适用规则合理,运用程序正当,刑事和解有着刑罚所不可比拟的积极社会效应。而从法治理念的高度来看,刑事和解实际上是对“以人为本”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对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有效探索,其积极的意义益加明显。鉴于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法律监督角色,其在审查批捕环节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法律监督的作用,因而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可以更突显和强化程序正义。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现状及困境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获得及时充分的补偿,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由此可见,刑事和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论是从实证分析还是从理论探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理所当然地充当和解主持者的角色。但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批捕职能一般由侦查监督科行使,在审查批捕阶段由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给本已人少事多的侦查监督部门增加难题;同时刑事和解案件的具体操作规则还未规范,适用刑事和解特别是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检察机关角色模糊。的确,作为我国近几年来刚刚兴起的一项司法改革,刑事和解适用于审查批捕阶段的不足已从各地的试水实践中凸显。
(一)当前轻微及过失性刑事案件是基层检察院采取刑事和解的主体,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很深的矛盾,大都是因小事引起的摩擦。例如交通肇事案件、年轻人一时冲动的伤害案件以及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这些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如认为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一般是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不予批准逮捕;或是建议公安机关撤案。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而没有其他法律依据。如公安机关对不予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复议,那检察机关可能会出现较尴尬的场面,只能通过检察机关领导出面跟公安机关领导交涉,最后与公安机关进行妥协。 
(二)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受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得到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认可,且赔偿已全部到位,签订了和解协议书,要求司法机关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但过后,受害人可能出现因受他人或者自己因素影响,认为嫌疑人只是赔偿了经济上的损失,而没有受到刑罚的制裁,心理不平衡,进而再要求司法机关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这也使得主持刑事和解的检察机关处于被动的状态。或是在审查批捕环节,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不成调解协议,办案人员根据法律的规定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当犯罪嫌疑人被收监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才着急找受害人,同意受害人提出的条件,受害人同意和解并到检察院的审查批捕部门要求和解;但此时的案件已不再属于审查批捕部门管辖了。若要和解,就只能等到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这就违背了刑事和解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初衷。
(三)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与审查批捕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期限一般只有七天,而刑事和解程序一般要经过告知、和谈、签署协议、履行协议、审批、经科室及检委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宣布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有时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对已商定好的赔偿协议会反反复复,从而使办案周期拉长,花费的精力增多,很多案件往往使得侦监部门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承担程序的繁琐及效力难定。更甚者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却得不到双方的信任,还有可能引起误解,认为是包庇袒护另一方,导致和解失败,仍作批准逮捕处理。由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审查批准逮捕。
(四)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审查批捕阶段本就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权和批捕权,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与否的强大“公权力”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决定作出产生影响,可能会导致和解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和公平性的扭曲,其既当和解主持者又当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不免自相矛盾。其中权力的滥用的危害更为引起我们的注意:可能会出现检察人员手中的权力扩大,不排除有少数检察人员可能利用刑事和解权,收受当事人贿赂,以案谋私,强迫和解,或以刑罚代替和解相威胁;或是出现被害人利用加害人急于刑事和解的心理而漫天要价;或是加害人加害人可能通过种种途径,采取种种不当甚至违法手段影响受害人,迫使其“自愿”和解。
 
三、对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建议
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实践中,刑事和解特别是适用在审查批捕程序阶段时存在某些不足,并以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推进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制度的不足,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拘泥于审查批捕环节。
(一)立法的完善
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等规定的出台,更加肯定了刑事和解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然而司法实践的快速发展,刑事立法上对刑事和解的规定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性,完善相关立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应在立法层面考虑将刑事和解制度和罪刑法定原则予以补充和完善,并制定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实施细则,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笔者建议应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增加刑事和解环节,对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案件的处理方式、启动模式、调解人等作出统一的规定,同时加强对实行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从而使被害人、加害人和公共利益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和确认,也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引入审查批捕阶段实践的障碍。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适用于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中的初犯以及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该观点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司法实践,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和解适用对象可扩大至预备犯、中止犯、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怀孕、哺乳妇女。
(二)制度配套
1、在已有的刑事和解立法条件下,侦查机关要将审查批捕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程序将案卷和基本达成的和解方案上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根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的公平性和适用效果加以审查,对于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由案件承办人征得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意,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同意,启动程序。办案人在相关人员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告知(申请)、和谈、确认及履行程序,并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侦查机关上报的不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但合法且受害人和加害人确有和解意愿的案件,以及审查批捕前当事人没有和解意愿但在审查批捕阶段有和解意向的案件,以尊重当事人平等、自愿的意志为基础,按照依法和解、自愿平等、有限参与、和谈不成不为过以及公开透明原则,商请加害人所在辖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召集并主持召开和谈会议,由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加害人及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受害人、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及诉讼代理人、负有帮教责任的社区代表参加。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有启动和解程序的告知权但无主动启动权;发挥监督作用但不担任和解主持人;对有效和解作出相应处理并监督执行;对无效和解保留监督权和撤销权。在检察机关有限参与的原则下,根据现有法定期限或根据案件特殊性质报上级批准适当延长和解期限以实现刑事和解。
2、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不应该干涉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交涉活动,而是对双方地位和权利让渡的真实性、自愿性进行审查,防止加害人以钱买法或受害人被威胁不敢主张权利现象出现。只是在有必要时承办人员可以对案件性质及后果进行释明,解释和解与否的利弊及可能的社会效果,使当事人能够权衡利弊,促使和解的达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应对和解的结果进行审查确认。如果认为该和解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应对和解协议予以确认。每次刑事和解后,检察机关要主动咨询辩护人、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对刑事和解工作的意见,开展对案件当事人不定期的抽访和交流,建立刑事和解工作的交流反馈制度,并可尝试将刑事和解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之内,以确保和解的公正运行和顺利开展。
除了上述所说的按照程序开展的刑事和解,如是发生在亲属间的故意伤害行为等轻微刑事案件的,可以达成谅解的,检察院可以将案件分流给公安机关尽快调解处理,而不必一案一报捕。同时对公安机关因和解而撤案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保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和避免出现资源调配困境。
(三)检察人员素质的提高
刑事和解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刑罚权适度让渡于私权合议的前提下所达成的一种调解平衡,这种平衡的形成,离不开代表国家公权力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的调控,从而确保和解协议在公平、公正、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在审查批捕环节,特别是在基层司法实务中,案发后受害方态度往往非常激烈,甚至有极端的置加害人于死地的念头。此时在听取受害方意见及加害人委托人意见时,检察人员应保持理性、平和、文明的执法理念,不能单听一方的片面之词。此时受害方往往夸大危害后果,推卸自身过错,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承办人员应当保持客观立场,具体分析案由及双方过错。对于一些“挑拨伤害”的案件,应当认清受害方的责任,以及具有正当防卫情节的案件应当对加害方的正当权益给予肯定。对案件性质进行释明时,应当让受害人认识到即使加害人被依法判处,当前法定赔偿数额并不多,受害人未必会获得超额赔偿,且执行有一定难度。在当前在分析双方过错及案件后果的基础上敦促双方和解会让双方心悦诚服,而不应一味甚至强行要求双方和解。因而在刑事和解过程中,作为专业法律人员的检察机关承办人的专业知识、深厚的法律专业功底和良好的综合素质在促进当事人各方的沟通与交流,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就益显重要。同时,检察人员要强化刑事和解的执行能力,避免和解不当产生负面社会影响。
同时,司法机关要大力宣传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和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使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减少误解。在具体案件中,检察人员要使加害人真正认罪伏法,真诚悔过,并加强教育,避免其重新犯罪;对被害人要进行必要的精神抚慰,了解其同意和解的真正原因,避免因其他因素被动接受和解而产生对司法机关或加害人的仇视和怨恨,从而实施报复性犯罪。通过各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刑事和解的可行性,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司法进步。
刑事和解以其“宽严相济”的内涵、公正与效率衡平的价值基础顺应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虽然其在我国尚处于初期阶段,但我们相信刑事和解将会成为践行和谐社会构建理念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司法改革,会在积极快速解决社会纠纷,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最终维持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司法适用》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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