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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

发布人:admin  |  来自:蔡佳秀  |  发布时间:2014-03-21 15:22:59  |  点击次数:8400
内容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正式通过,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但是新刑诉法的规定过于原则,作者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不足:条文规定模糊、与现行刑法“累犯”规定冲突、对适用对象规定不明确、实施程序缺位,建议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条文规定,解决法律冲突;以处罚地封存为准,平等保护适用对象;成立联席会议和联系会议办公室,制定操作细则,确保封存制度贯彻落实;延伸检察机关监督触角,保障封存制度依法执行。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实体和程序;
引言: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采纳了“未成年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对未成年犯的复学、就业以及保证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实行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检察机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能力、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如何正确理解、适用并贯彻落实该制度成为立法机构、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正文: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的制度规定
(一)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的概念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是指未成年人虽因犯罪而依法被刑事处罚,但由于其犯罪行为情节较轻,符合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经本人、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申请,由有关部门作出决定,由相关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将其犯罪卷宗材料予以封存保管,限制对外公开,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的制度。但法律、法规、规章明确应当报告的除外。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制度规定
1、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制度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两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该规定正式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制度,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确定为适用对象,没有设置申请封存程序而是赋予相关部门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应予以封存的法定义务,设立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的查询条件,实现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法律效果。
2、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犯罪前科免除报告义务制度与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区
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该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该规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免除报告义务制度,虽然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免除报告义务制度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基本协调统一,相互呼应,发挥着协同作用[①],显示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不断提高,标示我国正逐步实现少年刑事立法和司法与国际接轨。但是两者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制度,从制度的行为主体、主体行为范围等均有所区别,且不能等同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所谓的犯罪前科消灭是指受有罪判决并被科刑的人在服刑期满或免除刑罚后,在一定的期间内未犯新罪,即视为没有前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是相对保护的制度,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绝对保护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以一个条文的形式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略显单薄。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进行了制度的构建,却过于原则,且几乎未涉及程序问题,使该制度在实践运用中难以有效落实开展,笔者将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分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不足之处。
(一)实体方面
1、条文规定含糊,查询条件未明确限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了“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后,原则上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也规定了符合查询条件的例外:第一个例外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进行查询,这一例外是正确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国家、社会和个人合法利益的需要;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的例外,即“应仅限于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②]第二个例外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但是该例外的查询条件涉及的“有关单位”以及“国家规定”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却未明确限定,使得该“例外”的查询条件在现实中难以操作,一定程度上显得形同虚设了。
2、与我国刑法“累犯”规定形成冲突
修正后的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即未成年犯不构成一般累犯,这符合我国对未成年犯进行保护性教育的政策,也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简称《北京规则》)规定“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讼案中加以引用”[③]的实质精神。但是修正后的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即未成年犯仍可构成特别累犯,依法从重处罚。那么,对犯了特定罪质、封存犯罪前科的未成年犯再犯以上特定罪质时,是否构成特别累犯。犯了特别罪质的未成年犯符合犯罪前科封存制度要求,封存犯罪前科后,再次犯了特定罪质时,可按照查询条件对其犯罪前科记录进行查询吗?封存的犯罪前科可在未成年犯再犯特定罪质的诉讼中进行引用吗?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并未规定,与现行的“累犯”规定形成了正面冲突。
(二)程序方面
1、适用对象规定不够细化明确
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第两百七十五条的规定,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对象为“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犯,但是涉及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即适用对象的户籍问题,对于外地籍未成年犯以处罚地封存为准,还是以户籍地、经常居住地封存为准呢?按照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规定,暂时没有答案。
2、封存主体、监督等相关规定缺位,实施程序不能启动
由于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制度缺乏明细操作规定,几乎未对实施程序进行规定,特别是封存主体、监督等相关规定的缺位,制约着实施程序不能启动。首先,司法界和实践中普遍形成一个共识:由法院作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的决定(裁定),但是该决定(裁定)作出后,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封存主体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进行封存呢?这些封存主体又该如何形成统一、有效联动,及时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进行封存呢?新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其次,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颇为重要两方面——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查询和公开情况缺乏监督规定,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查询和公开情况未进行监督把关,任由随意查询和公开,那么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制度远离其立法初衷,丧失其立法价值。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建议
(一)细化规定,出台解释,消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模糊和冲突
第一、对查询条件“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中“有关单位”和“国家规定”的范围进行限定,使查询条件具体可行。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以及刑法和刑诉法之间密切的关系出发,“有关单位”范围可参照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将“有关单位”的范围限定在: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国家规定”范围可参照刑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将“国家规定”的范围限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第二、对封存前科的犯特定罪质的未成年犯不再构成特殊累犯进行明文规定。犯特定罪质的未成年犯符合前科封存制度要求的,应当封存前科;前科封存后,未成年人又犯特定罪质时,基于办案需要和程序正义,可以查询未成年犯的前科记录;但是再犯特定罪质的未成年犯不能基于其封存的前科而构成特殊累犯。封存前科的适用对象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因此,能够适用前科封存制度的未成年犯所犯的刑罚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一般而言,其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罪性较低,基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兼容性以及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为了从严惩处再犯、惯犯,依法受过刑事处罚后又犯罪的,说明行为人的再犯罪可能性大,对累犯从重处罚是对行为人所犯的新罪从重处罚,对新罪从重处罚的依据是其无视以往刑法的体验而不是动摇对罪所判的刑法,更不是针对前罪判处刑罚[④]),封存前科的未成年犯再犯特定罪质的不构成特殊累犯,其封存的前科亦不能在未成年犯再犯特定罪质的诉讼中加以引用。
(二)以处罚地封存为准,平等保护适用对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秉承平等保护理念,对于适用前科封存制度的未成年犯应当一视同仁,对本地户籍和外籍户籍人员实现同等保护。笔者愚见,外地籍未成年犯封存前科以处罚地为准,法院对其作出封存前科的决定(裁定)后,处罚地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对外地籍未成年犯的前科进行封存,法院亦应当同时向其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和前科封存决定(裁定)书。目前,作为广东省高院确定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改革试点的罗湖法院与当地公安、检察、司法局会签了《罗湖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实施办法》,该办法也是不区分本地或外地未成年犯,以处罚地为准封存未成年犯前科[⑤]
(三)设立联席会议及办公室,确保封存制度贯彻落实
由于涉及封存的主体较为广泛,目前新刑事诉讼法又没明确规定封存主体,因此,可通过设立联席会议及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松散的封存主体联系起来,形成联动作用。联席会议职能是具体负责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操作细则的制定,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前科封存制度工作日常运作,并由其负责召集各单位召开联席会议。[⑥]通过发挥联席会议及联系会议办公室的职能,确保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能贯彻落实,保证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制度能真正推行开来。
(四)延伸检察机关监督触角,保障封存制度依法执行
人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的机关,将未成年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执行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范畴是检察机关履行宪法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需求,具有法律和社会的双重属性。[⑦]检察机关应当发挥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守护法律的作用,严格监督对已封存未成年人前科的查询和公开情况,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当执行单位决定公开刑事记录后,在规定期限内将具体的公开内容及审批情况,报送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不应当公开而予以公开的情形,及时书面通知执行部门纠正,执行部门则应当立即要求查询单位返还刑事记录材料,并告知保密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将纠正及告知情况向检察机关书面回复。[⑧]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运用检察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保障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依法执行。
尾言:
未成年人前科是对犯罪记录的规范性评价,封存其前科并不能消除公众从内心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非规范性评价,“标签效应”等均是此种非规范性评价的结果,[⑨]在不断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公众人道和宽容的文化理念,标本并治,才能更好地帮助失足未成年人融入社会集体,开启新生活。
 
 
(作者单位:潮州市人民检察院)
 
                                                                        
注释:


[] 协同作用:各种分散的作用在联合中使总效果优于单独的效果之和的相互作用。
[] 曾新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解与适用》,2012年5月22日《检察日报》第3版。
[] 杨宇冠 崔巍:《从国际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2009年7月7日《检察日报》第3版。
[] 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514页。
[] “南方日报-南方报网2012-06-01 17:37 《深圳市罗湖区试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
[] 裔双浩:《浅论未成年犯罪人前科封存制度》[J],《法制与社会》2010年6月(上)
[] 黄哲:《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实践困境与解决路径》,来源《正义网》,20112年5月17日
[] 李炜、韩孔林:《未成年人刑事记录封存的检察监督》[J],《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
[] 张菲菲:《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当代法学论坛》2011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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