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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视野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发布人:admin  |  来自:本站  |  发布时间:2014-03-21 15:41:39  |  点击次数:8229
[内容摘要]近年来,以相对不起诉的审结方式适用刑事和解,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完善现行的相对不起诉制度。本文分析了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现状,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适用的积极意义,提出以刑事和解促进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相对不起诉 犯罪情节轻微 刑事和解 完善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从理论上讲,相对不起诉制度不仅有利于教育改造这一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弊端,还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现实中,我国的相对不起诉率是比较低的,难以充分发挥该制度设置的作用,而近年来,随着刑事和解制度的推广,和解不起诉制度应运而生,从广义上讲,它也是相对不起诉制度的一种,因此,有必要扩大起诉便宜原则的范围,完善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
一、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现状分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对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界定。从这条可以看出,其适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二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要求。根据我国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是指刑法第37条“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规定。“免除处罚”的情况规定较多,包括:(1)第10条: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国外已受过刑罚处罚的;(2)第19条:聋哑人或者盲人犯罪的;(3)第20条:正当防卫过当的;(4)第21条: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的;(5)第22条:犯罪预备的;(6)第24条:犯罪中止的;(7)第27条:从犯;(8)第28条:胁迫犯;(9)第68条:犯罪轻微有自首或犯罪较重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尽管法律对相对不起诉权作了规定,但检察机关在履行公诉职能过程中,行使相对不起诉权的案件比例很低。(以我市为例)
2008~2010年4月我市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比率表

年度 项目
审结人数
相对不起诉人数
相对不起诉率
2008
1561
33
2.11%
2009
1728
40
2.31%
2010
1584
29
1.83%
2011.1~4
581
6
1.03%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市近年来的相对不起诉率都保持在2%左右,相对不起诉案件每年都保持在几十件左右,比例是非常低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运用非常有限,相对不起诉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效。造成这样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模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由于法律对于什么是“犯罪情节轻微”缺少较为详细的规定,实践中不好操作。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罪名轻、犯罪情节也轻的情况,即犯罪性质与量刑情节双重轻微;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重罪轻罪,只要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均应包括在内,即“犯罪情节”仅指量刑情节。[①]实践中往往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只存在于较轻的罪名当中。“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我国刑法规定了以上所列举的10种可以或应当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但是实践中的适用也是太过谨慎,往往是能够用“减轻处罚”就不用“免除处罚”。 至于用刑事和解结案而不起诉的,更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适用当然更为谨慎,一些办案人员害怕不起诉于法无据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仍然提出了公诉。如此一来,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案件为数更少。
2、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难以评价和监督。对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即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刑事诉讼法将相对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范围内,但由于“情节轻微”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参照,使得检察人员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同时,对不诉权的监督主要是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和上一级检察机关的监督。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也没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加上人民监督员大都为非法律专业人士,难以真正对案件的不起诉条件进行审核,更多时候这种监督成为了形式上的监督,实践中,很少发现人民监督员提出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而导致案件无法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现象。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实际上也是检察内部监督,难以保障监督的公平、公正、公开。[②]
3、检察机关内部对相对不起诉进行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制度审批程序过于严格。实践中,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须经过的程序有:承办人审查案卷后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提出审查意见,经公诉科集体讨论得出科室意见,人民监督员讨论,再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是自侦案件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如果将案件移送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理,20日内即可结案,工作量少而效率又高。上述繁琐、严格的适用程序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行使的积极性。同时,相对不起诉受检察机关办案指导思想的影响,即要严格控制不起诉率,因为如果不起诉率太高,社会就会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检察机关,这很不利于检察工作的开展,这种情况也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权的运用。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发展
近年来,检察机关尝试各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刑事和解政策作为其中的一种政策应运而生。“刑事和解”,一般认为是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洽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③]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中规定“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的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证明我国已经走上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探索之路,但该制度还没有真正纳入我国法律。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实施仍困难重重,检察人员在适用时仍有所顾忌。但无论怎样,通过刑事和解对轻微刑事案件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在实践中能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制度继续存在并实践中得以进一步发展是肯定的,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是能较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尽管刑诉法规定了被害人享有请求抗诉权、对不诉案件的申诉权和其他多项诉讼权利,但是由于这些权利客观行使时甚为艰难,事实上很难落实。而通过刑事和解,使加害人对受害人充分赔偿,达到被害人的谅解,这对被害人权益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切实的保护。如某县区院办理的陈某绵交通肇事一案,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陈某绵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且陈某绵的亲属在经济上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害人一方请求司法部门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陈某绵的刑事责任。案件作不诉处理,有利于案件双方矛盾的化解,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权,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是能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刑事案件呈现逐步增多的趋势,而国家的司法资源又相对有限,各级司法机关积累案件的情况比比皆是,其结果是造成案件处理的拖拉,老百姓对司法机关普遍的不信任。通过刑事和解,对那些轻微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进行结案,无疑能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是刑事和解降低了轻微刑事案件的加害人与重刑犯“交叉感染”的可能性。轻刑犯与重刑犯长期共同关押,论资排辈,称兄道弟,容易相传恶习。当前刑事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看守所、监狱羁押人员增多,对部分轻刑犯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及时回归社会,有利于化解矛盾、预防犯罪。
四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犯罪行为侵害被害人的权益,这是一种冲突;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被判处刑罚,罪犯本人和其家人可能会因此对社会、被害人产生仇恨心理,这是一种更深的潜在的冲突。实行刑事和解能缓和冲突,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三、刑事和解促进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能够较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因此,应尽快将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纳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
(一)适当放宽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一方面,明确“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犯罪情节轻微不应仅局限于轻罪,重罪中也可能存在犯罪情节轻微。即无论何种罪名,是轻罪或重罪,只要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就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④]《刑事诉讼法》第 142 条第 2款规定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因此,即使所犯的为重罪,如果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量刑情节,也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从这个意义上说,轻罪中有“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重罪之中也存在“犯罪情节轻微”的场合。也就是说,“犯罪情节轻微”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犯罪中。无论何种性质的犯罪,都存在相对不起诉的可能。另一方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扩大相对不起诉的范围。将未成年人犯罪、偶犯、过失犯,一般邻里纠纷等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社会影响较小,且有明确被害人的犯罪,并且当事人自愿和解的,适用不起诉,即将刑事和解作为不起诉条件,并使之在立法上成为与刑诉法第142条第二款并列的规定,建议将相对不起诉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⑤]
 (二) 简化相对不起诉的审批程序。相对不起诉案件一般属于比较简单的案件,应该简化其审批程序,下放决定权使其与起诉的决定权行使保持一致。承办检察官提出拟适用的意见,由审查起诉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分管副检察长决定,实行主诉检察官责任制的检察院,可由主诉检察官决定,在分管副检察长或主诉检察官认为确有必要时,再报检察长决定或提请检察委员会研究。
(三)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机制。在扩大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的同时,必须完善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既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常态监督,也要疏通外部监督渠道,系统高效有力的进行监督。一是完善内部监督。对于不起诉决定,公诉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应当全面加强对报告的审核,切实把好监督的第一道关口,同时,充分发挥检察院内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从办案纪律、执法力度等多角度进行监督,使办案人员能严格依法办案、文明办案,防止出现人情案、关系案等。相对不起诉案件全部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建立上级检察机关定期检查制度。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依照职权撤销原决定,并指令下级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二是要加强相对不起诉的外部监督。在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上,尽可能选择法律专业人士,可以优先选择本级人大代表,这样可以保证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双重性,使监督具有实际意义。
 
 注释


[]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 1 期;
[]参见杨军:“试论我国不诉裁量权的缺陷及完善”,载《检察权:制度、改革与实务》,广东省首届检察学研讨会论文汇编;
[]韩畅:“宽严相济视野下的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4期;
[]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 1 期;
[]黄燕、张振毅:《从一起强奸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对不起诉》,2003年9月16日,中国诉讼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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