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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崇韩文化”浅析

发布人:lh  |  来自:曾楚楠  |  发布时间:2014-03-21 16:02:33  |  点击次数:7636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又是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以净化社会教化民众为目的,提倡“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的思想,在潮州影响深入,成为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当地民众千百年来的怀念与尊崇。韩愈维护广大百姓利益,重调查,重实据实效,稳妥推进工作的谨严作风和敢于坚持正义的凛然气节成为潮州崇韩文化的根基。
一、潮州“崇韩文化”渊源悠长的具体表现
建于北宋咸平二年(999)的韩文公祠,是我国现存一处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纪念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祠宇。在潮州,还有很多与韩愈有关的文物胜迹,如:
西湖景区内的“景韩亭”,北壁镶嵌刻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署名“退之”(韩愈的字)的《白鹦鹉赋》石碑四面;
原潮州府治前的横路,称为“昌黎路”,东面路口原有石牌坊一座(现移建于县学官前),坊匾分别为:“领海名邦”、“昌黎旧治”。建于该路段的“昌黎路小学”,校区内竖有韩愈塑像;
府治前的直道“义安路”铺巷口,原建有“十相留声”(纪念堂宰相常衮、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宋宰相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坊,坊匾的另一面则镌刻“泰山北斗”四字,引《新唐书·韩愈传赞》“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一语,以表示潮人以韩愈曾任潮州刺史而自豪;(该坊今已移建于牌坊街南端)
南宋在辟建湘子桥的同时,曾在韩江西岸今东门楼前面建“仰韩阁”;
宋末元初潮州建书院,院名称“韩山”,址在城南七里(后迁城西南,即今城南小学)。清康熙间巡道史起贤在笔架山韩祠侧建“昌黎书院”,雍正间改称“韩山书院”(今韩山师范学院前身);
从北宋开始,恶溪改名“韩江”,笔架山改名“韩山”,连江、山都改姓为韩,这在中国亦是少有的事。
此外,潮州的民间传说、文献著述、民风民俗等,亦都大量地保存着与韩愈有关的内容。这些都说明了,自古至今,潮州人有着浓烈的崇韩情结,而且历久不泯。
二、“崇韩文化”的成因
(一)韩愈的人格魅力
体现在韩愈身上的大无畏精神,让他在未到潮州之前,便已先声夺人。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皇帝派人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到长安的皇宫里。相传这是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展示一次,说是能使“人安岁丰”。当时,整个京师都为这节佛骨而轰动起来:有钱的慷慨捐献钱物,无钱的为表示礼佛的诚心,纷纷用香火烧灼自己的头皮,甚至断指断臂,迹近疯狂!对皇帝佞佛的行为,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吭声,韩愈确不顾性命,上了一份《论佛骨表》,他说:
佛者,不过夷狄一法。自古圣明的君主都长寿,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信佛的皇帝却都短命!迎拜佛骨,必将蛊惑人心、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因此他建议:把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祟的话,凡有什么灾祸,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
接到奏章的皇帝极为震怒:想不到这个不久前才提拔为刑部侍郎的韩愈,竟敢职责皇帝有过失,还敢说信佛的皇帝都短命!他掷下奏章,要将韩愈处死!在宰相斐度、崔群等大臣的苦苦哀求下,宪宗才同意免除他的死罪,但必须贬到离京城七千六百里外的蛮荒之地去当刺史。
在佛教徒的拍手称快声中,韩愈当天就被押解着离开京城,不许他和家人告别。不久,家眷亦被斥逐离京,他的12岁小女儿原本体质很差,经不起惊吓、劳顿,竟惨死在山西层峰驿旁!
仕途蹭蹬,家庭又遭不幸,因孤忠而罹罪之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交加之切肤之痛,对前路之愁惧,对人君之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身上。像这样一位沉浮于险象四伏的宦海中、挣扎在命运漩涡里的封建官吏,谁还能指望他去坚守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新职守?
然而,倔强的韩愈还未离开畿辅(今之陕西省)时,便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明确地表示他上谏书的目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为了忠君报国,他不愿亦不会为了顾惜自己的晚年生活而苟且偷安,畏缩不前。这种敢于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身处逆境仍自强不息的毅力,自然会让世人肃然起敬,奉为楷模。
(二)韩愈在潮州的作为
1.驱鳄除害
《旧唐书·韩愈传》谓: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于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韩愈的确写过《鳄鱼文》(按,《古文观止》妄加一“祭”字,应据《昌黎先生集》改正),文中亦确有 “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等话语,因此,韩愈驱鳄一事,曾被宋代的王安石讥为“诡怪以疑民”,当代学者胡适则认为鳄鱼远徙,“是韩愈自造的(神话)”,他的学生吴世昌说,《鳄鱼文》“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郭朋在《隋唐佛教》中更认定韩愈“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堂·吉诃德’。”
其实,《旧唐书》的记载,源于唐·张读《宣室志·韩愈驱鳄》条:
……(韩愈)命廷椽以牢礼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水。”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也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
两相对照,其渊源关系,一目了然。张读是河北深州人,宦迹未及广东。《宣室志》成书于韩愈逝后约40年间,是一部记述仙鬼灵异故事的笔记小说(按,汉文帝曾在“宣室”接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故宣室在唐代已成鬼神的代名词)。显然,上述关于驱鳄的记载来自已流传到北方的民间传说。而在韩愈去世后120年才修成的《旧唐书》又将其略作修饰后附入韩愈的传记中。
再看韩愈的《鳄鱼文》,其中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及驱鳄的过程及效果,因此,把来自民间的带神话色彩的传说强载到韩愈身上,认定他在自造鳄鱼远徙的神话,岂不冤枉?
“古者猫虎之类,俱有迎祭。而除治崇兽鼍龟,犹设专官,不以为物而不教且制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八)韩愈为消除民众对鳄鱼的恐惧心理,写了祭文式的《鳄鱼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可非议。此其一。鳄鱼长期存在,韩愈的前任,从未采取过相应的措施,当官而不作为者可以免受“诡怪以疑民”的罪名,而韩愈敢于带领百姓驱鳄,却要平遭各种各样的嘲骂和声讨,无论是从道义、官风还是从学术的角度去分析,这都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亟需驳正。此其二。唐代潮州的贡品中,原有鳄鱼皮一项,说明当时已有捕鳄的猎户。韩文所说的“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并非虚应文字,而是切实可行的措施。此其三。韩愈于三月廿四日到郡,四月廿五日即有鳄鱼行为,其工作作风与效率,即使在今天亦应视为高效。此后,他在潮州还要呆六个多月,如果没有一些实效,凭一篇文章,光说不练,还要“自造神话”以“疑民”,而百姓却争相称颂他,那么,潮民岂不成为一帮迹近白痴的愚民?所以说,韩鳄驱鳄,是治潮善政之一,尽管只取得暂时的、局部的效果(30多年后,宰相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在书画珍玩的船就在恶溪中被鳄鱼拱翻。鳄鱼绝迹,是因为后代气候变冷所致),但因为是前所未有的利民措施,所以才能赢得百姓的颂扬并在他走后衍生出带有神奇色彩的故事且流传至北方。
潮州韩祠中有一幅对联,下联曰:“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洲”。
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2.关心农桑
元和十四年的潮州,风不调,雨不顺。为此,韩愈写了几篇求雨或祈晴的祭文。其中有句曰:“百姓无罪,使至极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为了百姓的忧苦而向上苍虔诚祷告,又敢于公开责备自己,承担责任,刺史对农桑之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淫雨不止,而“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神明不灵,他发火了:“神聪明而端一,听不可滥以惑也!”他要求神明只听刺史的话,不要被其它人的胡言乱语所迷惑——这哪像祭神,简直就是在对品行不端的下属当面训斥!而我们透过祭拜的外衣所看到的,正是韩愈祈望丰收的炽热赤诚。
潮安磷溪砀山有一道金砂溪,相传就是韩愈当年带领百姓开凿的。渠末有“龙门关”,上面亦建有韩文公祠,从前每逢九月初九,村民都会抬出他的神像巡行。清澈的渠水,似乎仍在诉说着韩刺史奖劝农桑的政绩。
3.释放奴婢
唐代的岭南,是“夷獠杂处”的地方,法制观念相对比较单薄,“设良为奴”的问题比较严重,而债务纠葛是其重要成因。正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说:
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续,子本(按,即利息与本金)相侔,则设为奴婢。
唐·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说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后,曾曾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
掠卖人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以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史袁州,治袁州如潮。”
意思是:欠债得还,但人在债主家做事,工钱亦要计算,两项相抵了,人须放回(计庸免之)。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以钱赎。人质归还了,便以“赦令”(即官府发给的契约文书)的证,无使反悔。这确实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好办法。韩愈后来调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曾以同样的方式放免奴婢731人。(参见韩愈《应所在典贴良人状》)
    武力掠夺是设良为奴的残暴手段,夷獠则是掠夺的主要对象。唐代对官员拥有奴婢的数额有严格规定:上至王公不得超过20人,一品官最多可用12人,八、九品官不得超过1人,远不能满足达官们的需要。所以,“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旧唐书·孔戣传》可见,代觅奴婢还是一条向京师权要献媚取宠以博得早日回朝的捷径。潮州是畲族聚居地,借口畲民“不轨”而武力镇压,用战俘充奴婢并不是太难的事。但韩愈对这种违背人伦、有亏政理的做法却深恶痛绝,且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韩愈在潮州释奴一事,对刺史而言,是德政;对庶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来说,是福音;而从个人品德去衡量,则是他刚正廉明品格的具体反映。正因为他施政得宜,所以才赢得了“洞究海俗,洞夷海獠,陶然遂生”(《韩文公神道碑》),各族和睦共处的局面。
4.兴学育才
韩愈认为,施政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而普及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所以,不管在什么职位,他都把兴学育才视为施治化的根本。
从唐高祖时代,潮州已设立州学,但由于管理不当,“此州学废日久”,为此,韩愈到任不久,便向上司呈交《潮州请置乡校牒》,阐明办学的意义及准备采取的措施。
办学须有一定的资金,为此,“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学本,收其赢馀,以供学生厨馔。”百千,即十万个铜钱。当时的米价,斗米合50钱,故百千可折合大米二千石,大约相当于他数月的俸金。在此之前,韩愈的好友和上司、岭南节度使孔戣曾以“州小俸簿”为由,特批每月从“送使钱”(接待费)中拨“别给钱”(特别补贴)50千给韩愈,但被韩婉拒。理由有三:一是家眷未来,负担不重;二是州穷宾客不多,供应有保障;三是把钱存起来,不是清廉者所为,交给公家,名目亦不正。(参加韩愈《潮州谢孔大夫状》)从这“一捐一拒”中,韩愈兴学之赤诚与廉洁的官风,昭然若揭。
韩愈对潮州文教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能大胆启用潮州当地的人才,即推荐地方隽彦赵德主持州学。
顺治《潮州府志》谓,赵德,是大历十三年(778)进士,比韩语早登第十四年(唐代进士及第后,还须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辞”考试,入选者才能正式授与官职),当韩愈刺潮时,赵德却与一班雅士“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但他那种“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的品德文章,很快就为韩愈所发现,于是毅然向上司举荐他“摄(代理)海阳县尉(副县级),为衙推官,专勾当(主持)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和乐平易友爱的风气)。”
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学政,从而使文教事业不会因主管官员的调动而受到影响,这一决策,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潮州教育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在赵德及其继承者的辛勤努力下,潮州文教终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所说的:“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南宋乾道间的潮州太守曾造亦说:“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广大。”而这正是“学校作成积习之所以致也。”(宋·陈馀庆《重修州学记》)
在唐代,“大官谪为州县,簿不治务。”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谪官又会回到皇帝的身边,所以即使他不过问政务,底层的地方官亦不敢说三道四。但“先生临之,若以资迁。”(黄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被贬到潮州的韩愈,却像一个按资历刚提拔上来的小吏一样,一到任即视事,并在短短的七个多月中,为民众办了不少好事。由于他的施政方针顺应了历史潮流,对于健全潮州的封建秩序、发展封建经济与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体现在他身上那种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毅力,高效率的办事作风,不拘一格启用人才的魄力,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情操,亦足以使他成为后代治潮者的典范,赢得潮州士庶的深切怀念和颂扬。
(三)理学风气的推动
唐代末年的皮日休认为,韩昌黎“蹴扬、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吾庸以来,一人而已。”因此,他上《请配飨书》,要求朝廷下令,将韩愈配飨于孔庙。可惜因改朝换代,他的建言难于实现。
北宋中期以后,韩愈在文学、儒学领域的地位逐渐被推崇、肯定。当时,弘扬韩学最盛的地区是四川和福建,而两宋莅潮官吏多为蜀士与闽人,如陈尧佐、常祎、林霆、曾汪、郑良臣、孙叔谨等等,他们对汉语的崇奉最力。
韩愈主张用儒家的道统来与佛家的法统、用儒家《大学》的理论体系来与佛家的宗教哲学体系相抗衡、正是由他发端,到宋代以后为周敦颐、二程、朱熹所继承,逐步发展为理学,最终取代佛教而成为官方哲学。因此,自宋宁宗庆元(1195~1200)以后,“韩学且与理学结合,成为当时潮州文化思想之重镇”,“元明之后,朱子理学大行,韩公地位遂与日月争光。”(饶宗颐《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
《原道》开理学渊源,吏部文章,
长昭日月;
辟佛作中流砥柱,孤臣羁旅,独占
江山。
道光二十三年由惠潮嘉道杨希铨撰书、今存韩祠内的这幅对联,正是对理学风气推动潮州崇韩文化的最好铨释。
(四)韩愈在中国历史上辉煌地位之影响
《新唐书·韩愈传赞》谓:
昔孟轲拒扬、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释、老)二家,乃去千馀岁,拨衰反正,动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荀)况,(杨)雄而不少矣。自愈殁,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这段话,对韩愈在儒学领域中抵排异端、拨衰反正的贡献作出极高的评价。
韩愈曾倡导古文运动,提出了“文以载道”、“不平则鸣”、“唯陈言之务去”等一系列的观点,并以自己基础的创作实践,一扫六朝以来靡丽的文风,开创了中国散文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并对后代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他因此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随着《古文观止》、《古文评注》等带普及型文学选读本的传播,韩文深入民间。特别是两部书中都收录的苏东坡《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记》,更把潮州与韩愈联结在一起,让世人因此而认识潮州。而苏文中评价韩愈的四句话:
文世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亦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不刊之论。对于曾经受过其治化的潮州人来说,自然亦会因为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刺史而无比自豪。
去京华万里,化蛮烟瘴雨,胥(意同“皆”)译诗
书,从此遂名郡;
距唐代千年,抚故橡苍松,犹钦山斗,况在亲炙芳徽。
清海阳知县史朴的这幅对联,正是对潮州人“崇韩文化”情结的深刻、生动的揭示。
 
(作者系潮州市政协原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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